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找九宮格見證（陳平原） By admin2026 年 8 月 9 日分數 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——以無錫國專為中間作者：陳平原（北京年夜學傳授） 在晚清學制改造年夜潮中，朝野間對于“開學堂，育人才”很快構成共識；不合在于若何看 待源遠流長的書院。“時局多艱，需材尤急”，無法生產堅船利炮的書院，其教學主旨及培 養計劃，非改不成。于是，出現了三種頗有差異的選擇：一、整頓書院，增添西學課程（胡 聘之等）；二、保存書院，別的創設講求實學的舊式書院或學堂（廖壽豐等）；三、請皇上發 布詔書，“將公私現有之書院、義學、社學、學塾，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”（康有為等）。 撤消書院，以便集中人力財力，發展新教導，這一“興學至速之法”，從鄭觀應最早提出， 迭經胡燏棻、李端棻、康有為等的小樹屋幾回再三奏請，終于成為最高統治者的 諭令，通行全國。其間雖有反復，但秋風日緊，年夜樹飄零已成定局（注：參見胡聘之等《請變通書院章程折》、廖壽豐《請專設書院兼課中西實學折》、張汝梅 等《陜西創設格致實學書院折》、康有為《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》、鄭觀應《亂世 危言·考試》、胡燏棻《變法自強疏》、李端棻《請推廣學校折》及 《清帝諭各省府廳州縣改書院設學校》，分別見舒新城編《中國近代教導史資料》上、下冊 （北京：國民教導出書社，1961）和朱有瓛主編《中國近代學制史料》第一輯下冊（上海：華 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1986）。）。 清末平易近初的教導改造家寧愿縱論飄渺含混的“三代之學”，而不想觸及近在面前的書院之 利害得掉，能夠有不得已的苦處，好比，不愿意“穿新鞋走老路”，或許擔心舊體制因此“藕斷絲連”等。可這么一來，傳統中國的教導精力，被高懸云端，無法參與20世紀初極富激 情 與想象力的軌制創新。只是在新學制已經完整確立，書院基礎上加入歷史舞臺，教導家們方 才回過神來，對書院的黯然退場表現極年夜的遺憾。好比，以倡導新文明著稱的胡適便年夜 發感歎：“書院之廢，實在是吾中國一年夜不幸事。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討精力，將不復現 于本日。”（注：胡適：《書院制史略》，《東方雜志》第21卷3期，1924年2月。） “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悵惘。”擅長“以史為鑒”的中國學人，在追懷日益遠逝 的書院的同時，開始“補偏救弊”。于是，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級教導，供給了一道不太刺眼 但也無法完整漠視的“風景線”。那即是：或借書院精力改革現代年夜學（如蔡元培、共享會議室胡適）， 或嘗試重建已經掉落的書院（如章太炎、馬一浮）（注：參見陳平原：《年夜學之道——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級教導》共享空間，《嶺南學報》新第 一期，1999年10月。）。在這此中，對傳統書院年夜有好感，可又 能順從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水，與現代教導體制接軌的，當推唐武功（字穎侯，號蔚芝，別號 茹經，1865—1954）創辦的無錫國專。 這所“書院式的學校”（注：參閱錢仲聯：《無錫國專的教學特點》，見《文教資料》1985年2期。錢氏乃無錫國專早 期畢業生，1934年回母校任教，其追憶與總結相當出色。），創建于1920年，初名無錫國學專修館，1927年改為無錫國學專 門學院。勵精圖治十年，終于在1928年通過考察調查，被同意立案；1930年得教導部令，更 名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。抗戰中，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，無錫國專以分歧情勢分別在 桂林、上海兩地辦學。1946年頭春在無錫復校，1950年因經費支絀被合并，撤消建制。三十 年間，曾在無錫國專就讀的校友約一千七八百，此中不乏文史研討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如晚期 學生王蘧常、唐蘭、吳其昌、蔣天樞、錢仲聯、魏建猷，后期學生馬茂元、周振甫、馮其庸 、湯志鈞、朱星、王紹曾等。更主要的是，這所學校的課程設置及講課方法，分歧于普通年夜 學的中文或歷史系；其籌建及運營，更富有傳奇顏色。而這背后，牽涉到現代化進程中傳統 文明及教導精力的延續與轉型，值得認真研討。 一、從“救平易近命”到“君子心” 平易近國年間的年夜學校長，頗有出言如山，決定整所年夜學的風格與走向的，如國立年夜學的蔡元 培、梅貽琦、私立年夜學的張伯苓、教會年夜學的司徒雷登等。但一切這些校長，就其與所掌管 的學校的親密水平而言，均不若唐武功之于無錫國專。稱唐校長乃無錫國專的靈魂，一點也 不過分。不只是規劃與創辦，更包含日常的治理與講授，唐師長教師幾乎事必躬親，盡管其眼睛 已經基礎掉明。可以這么說，無錫國專的一舉一動，都帶著明顯的唐武功個人顏色。這天然 是因為學校規模小（頂峰時期學生人數也不過三百人），加上是私立，校長有權“說了算”。 但更主要的是，這般兼及傳統書院的山長與現代學堂的校長，恰是唐武功的自我定位。故必 須將唐師長教師自己的社會閱歷、政治傾向、文明理念與學術尋求考慮進來，剛剛能夠解讀這所 風格獨特的學校。 起首碰著的問題是，作為赫赫有名的路況部上海工業學校（即1896年由盛宣懷奏請籌設的南 洋公學，1921年起更名路況年夜學）的校長，為何辭往現職，跑到無錫創辦小小的國學專修館？ 這一點，論者年夜都依據唐武功自己的自述：因目疾日深而辭職，因主旨附近而辦學。可這里 有幾個小問題，牽涉到日后無錫國專的發展標的目的，不克不及不詳加辨析。 依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“庚申（1920年）五十六歲”則，不顧路況部以及學校同人的再三 挽留，十月初三日“余遂決計解職回錫”，同年十仲春間剛剛應施肇曾邀請開辦無錫國學專 修館。也就是說，辭職與開館，二者之間沒有必定聯系。但此前半年，唐師長教師已經答應出任 私立無錫中學的校長，并為其制訂章程（注：據無錫市三中《深切懷念老校長唐武功師長教師》（《唐武功師長教師去世四十周年紀念文集》 ，油印本，江蘇無錫，1994）稱，唐日后還專門為無錫中學撰寫校歌：“力拯水火濟生平易近， 即為邦國興承平。”）。此前八年，客籍江蘇太倉的唐武功，已經在無錫 購地建屋，奉父徙居。回過頭來，不難發現，五十六歲的唐武功之所以退隱無錫，并非一時 血汗來潮。早已將無錫作為終老之鄉，這才幹懂得其宣布講學主旨時，凸起“預儲處所自治 之才”。而所謂“惟冀有如羅忠節、曾文正、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間，改日救吾國救吾平易近， 是區區常日之志愿也”（注：唐武功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85頁，無舞蹈教室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會校印，1935年。），除豪杰突起于鄉間的傳統想象外，還凸顯了清末平易近初變革的新思 路：權力下移，處所自治。 而這，正好對應了精研易經、洞明世事的唐武功平生的運動軌跡：京城為官(1892—1907) ，上海辦學(1907—1920)，無錫講道(1920—1950)（注：抗戰爆發后，年過七旬的唐武功重要活動在上海，但因仍在從事無錫國專未竟事業，故 不加分別。至于同是一校之長，何來“辦學”與“講道”的區別？這觸及對于二校性質及宗 旨之懂得。）。對于唐師長教師來說，真正的“節骨眼” ，不在年夜清王朝的解體，而是自家的文明基礎。抗戰中堅持平易近族氣節，拒絕出任偽職，這對 于理學家來說，安閒預料之中。曾任商部左侍郎、后又曾代理農工商部尚書的唐武功，辛亥 反動后不只沒有成為遺老，甚至在關鍵時刻，與伍廷芳等聯名通電，請求清帝遜位。這顯然 得益于其盡早離開了污濁的京城，遠走上海辦學。 1907年的遠走上海，并不像自訂年譜上說的，只是為了照顧“父親年邁，思鄉日切”；在 我看來，重要還是官場掉意：一向提攜他的農工商部尚書載振被參劾辭職，唐因此前程迷茫 。而同樣是棄政從教，選擇上海高級實業學堂，而不是北京實業學堂或北京貴胄學校，這倒 是很能顯示唐武功的見識。四年后，唐因上海高級實業學堂改南洋年夜學事上京，年譜里留下 這么一句：“京師氣象，腐敗已極，余小住數日即回上海。”（注：參見唐武功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71頁。）十幾年的京官，不克不及說對紅 頂子毫無留戀——自訂年譜里再三出現蒙皇太后召見垂詢如此，可見一斑。陳衍批評唐武功 “學問文章，皆有紗帽氣”（注：參見錢鐘書：《石語》，第43頁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，1996年。），不無事理。可關鍵時刻，當機立斷，告別無可作為的京城與 官場，遠走上海的唐武功，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熱門事業：“教導救國”。 就任不久，唐武功上條陳，訂章程，立主旨。除了請求增添經費、擴充專科人數，更強調 “嚴定則程，以品德端其模范，以規律束其身心，庶幾傳授治理有可措手，學生乃能有志上 進，蔚為通才”會議室出租。作為“實業學堂”，自是“大體在培養專門人才，尤以學成致用，振興全 國實業為主”。可監督（校長）唐武功，卻瑜伽教室還有培養通才以及整頓士風的愿看，于是在《咨呈 重訂章程和主旨》中，不忘添上一句“并極意重視中文，以保國粹”（注：參閱《條陳本學堂辦法》和《咨呈重訂章程和主旨》，均見劉露茜等編注《唐武功教導 文選》，西安：西安路況年夜學出書社，1995年。）。這可不是可有可無 的官樣文章，講求實業與保留國粹并重，恰是唐師長教師一輩子奮斗的目標，也是其區別于普通 的洋務官員或理學名臣之處。 曾兩度跟隨載振親王出訪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國，再加上任職外務部和商部，唐武功對東方 各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明略有清楚，當然清楚“實業救國”與“教導救國”二者穿插的分量 。出長上海實業學堂后，強調“學堂異于科舉，要以崇實為主旨，使人人重于實學”。恰是 由 于這種“尚實”的辦學主旨，加上上海的特別位置，學校程度敏捷晉陞，贏得國外教導界的 好評，畢業生甚至可以直接進進american年夜學的研討院進修。以致唐師長教師不無自得地稱：“余私 心竊計，以為中國東南各省無年夜學，于此，蓋始基之矣。”（注：參見劉露茜等《唐武功對近代高級工程教導的貢獻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320～34 2 頁。） 1對1教學 作為東南各省年夜學之翹楚的上海路況年夜學，1930年舉行第三十屆畢業典禮，特邀請老校長 前 來訓詞。唐武功先是剖明當初辦學之“區區宏愿，嘗欲興辦實業”，很快地話鋒一轉，引述 諸多孔孟語錄，論證“欲成第一等學問、事業、人才，當先砥礪第一等操行”（注：參見《上海路況年夜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詞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231～234頁。）。確是理學 家本質，時刻不忘教導學生若何做人。這般才性，出長“工業專門學堂”，其對于創辦鐵路 或電機專科，改造土木及機械課程，究竟能投進多年夜的熱情，實在值得懷疑。無妨了解一下狀況唐校 長上海十四年間的著作：《國文年夜義》、《前人論文年夜義》、《人格》、《國文陰陽剛柔年夜 義》、《論語年夜義》、《孟子年夜義》、《年夜學年夜義》、《中庸年夜義》、《工業專門學校國文 課本》等。除了理學，就是文學，作為人文學者的唐武功，無可抉剔；可作為專門學堂的校 長，唐師長教師明顯對電機之類缺少興趣。 身為一校之長，唐武功更關心學生的“人格”，而不是具體的“學業”，這完整可以1對1教學懂得 。可即使這般，我還是驚訝唐校長著作時之精神抖擻。1912年，“因胸中欲言者甚多”，唐 校長將制訂校訓的計劃，改成撰寫《人格》一書：“是書主旨，專在發明人性，示以當然之 格。”（注：參見《人格》之“緒言”以及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1912年則。）第二年，在致路況部的公函中，唐校長又強調：“居當代而身教育，惟有先以重視 品德為要點。……品德并非空談，唯以人格核之，而后事事乃歸于實。”（注：《致路況部公函商討教導主旨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09頁。）同年，又將自編 《高級國文講義》八冊函請路況部轉送教導部審查，盼望“以之餉年夜學生徒”。大要是意識 到能夠遭受“不務正業”之譏，唐武功預先擺明“本校國文一課特加留意”的來由：“科學 之進步尚不成知，而先裁減本國之文明，深可痛也！”（注：參見《函路況部致送高級國文講義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17～119頁。教導部的 復函很是得體：因其只負責審查中學以下教材，“本書不在審定范圍之內，應由編者不受拘束出 版，聽各學校不受拘束采用”。） 作為“工業專門學校”的校長，本該是引進“科學”的先驅，可唐武功卻關心起洶涌彭湃 的西學年夜潮對于本國文明的無情沖刷。這種思慮，顯然超出了具體校長的職權范圍，更像個 深謀遠慮的教導家兼思惟家。假設世道平靜，唐校長一邊推重實學，一邊講求人格，二者互 為補充，未嘗不是好主張。可敏捷突起的五四新文明運動，對于唐校長以“人格”調節“實 學”的計劃，是個致命打擊。本來賴以安居樂業的孔孟學說，現在被北年夜的新秀們掃進了垃 圾堆，這可是唐武功無論若何也不克不及接收的。問題在于，由“文學反動”而“政治反動”， 五四新文明運動如颶風般敏捷推進。上海天然也不破例，校園里，除了“科學進步”與“本 國文明”之此起彼伏，現在又添上“新文明”與“舊文明”的激烈碰撞。而這，對于唐校長 之“決計解職回錫”，我信任有直接的影響。 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1920年則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職時，還有這么一句：“自上 年*學后，學風愈覺不靖。”雖是寥寥十二字，卻不成輕易放過，在我看來，這與唐之由年夜 學 校長轉為“講學家居”頗有關系。對于舉世矚目標五四運動，唐武功的態度值得玩味：既公 開發表通電，請求當局諒解學生的“愛國熱忱”，“勿加苛責”（注：《請顧教導年夜局電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45頁。）；同時又對此后校園里難 得平靜不無憂慮——這其實也是蔡元培等年夜學校長以及社會名人的設法（注：參見陳平原、夏曉虹主編：《觸摸歷史——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之“余論”以及有關 蔡元培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胡適等章節，廣州：廣州出書社，1999年。）。對于一個盼望“ 嚴定則程”加強治理的校長來說，這絕對不是好兆頭。 辭職之前，感嘆“學風愈覺不靖”；辭職之后，當即開辦國學專修館，并宣布講學主旨： “吾國情勢日益危殆，蒼生困苦已極，此時為學，必當以君子心、救平易近命為唯一宗旨。”（注：參見唐武功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84～85頁。）二者這般共同默契，不會是純粹的偶合。考慮到此后唐武功越來越公開地批評新文明運動， 有來由信任唐氏此舉乃依靠遙深，是人生關口的一年夜轉折。其主要性，一點不亞于1907年的 棄官從教。 在參照朱熹《白鹿書院提醒》、高攀龍《東林會約》等而制訂的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 中，唐武功強調“吾館為振起國學，修道立教而設”，故特別重視的是“檢束身心，砥礪品 行”。甩開“振興實業”的口號，專注“維持人性”與“拯救世風”（注：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47～155頁。），對于理學家唐武功 來說，顯然更為得心應手。從籌辦洋務，到講求實學，再到“修道立教”，唐武功的途徑， 在晚清爽派學人中，很有代表性。 經過生光電化、堅船利炮的洗禮，清末平易近初的士年夜夫，已很難再只講仁義、禮儀，而無視 軌制、物質的強鼎力量。只是有感于西學年夜潮使得傳統中國風雅凋落，有違本身的知己與教 養，剛剛自告奮勇，救弊補闕。對此，有需要給予“同情之清楚”。從早年的倡導洋務（“ 奸臣逆子斷不成不談洋務”），呼喚西學（“西學堂之不容不設”）（注：在戊戌政變后一年的《與友人書》中，唐武功專門論證“西學堂之不容不設”，以及“ 奸臣逆子斷不成不談洋務”，參見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～5頁。），到暮年的“振起國學 ，修道立教”，這一轉折，有個人安居樂業的考慮，但更多的是時世推移，而不得不做出的 自我調整。對于積弱貧困的中國來說，“振興實業”與“拯救世風”何者為重，很可難見仁 見智。但若套用唐武功的講學主旨，無錫國專無疑著眼的是“君子心”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 的 “救平易近命”。 作為一名別有幽懷的理學家，由“振興實業”轉為“修道立教”，或許說由“救平易近命”轉 向“君子心”，自是本質當行，也自有其獨立價值。問題是，晚清以降，有此情懷共享會議室的不只唐 武功一家，為何無錫國專能獲得驕人的成績，而康有為、章太炎、馬一浮、梁漱溟等人之創 辦書院，便顯得舉步維艱？ 平易近國年間的年夜學校長，頗有出言如山，決定整所年夜學的風格與走向的，如國立年夜學的蔡元 培、梅貽琦、私立年夜學的張伯苓、教會年夜學的司徒雷登等。但一切這些校長，就其與所掌管 的學校的親密水平而言，均不若唐武功之于無錫國專。稱唐校長乃無錫國專的靈魂，一點也 不過分。不只是規劃與創辦，更包含日常的治理與講授，唐師長教師幾乎事必躬親，盡管其眼睛 已經基礎掉明。可以這么說，無錫國專的一舉一動，都帶著明顯的唐武功個人顏色。這天然 是因為學校規模小（頂峰時期學生人數也不過三百人），加上是私立，校長有權“說了算”。 但更主要的是，這般兼及傳統書院的山長與現代學堂的校長，恰是唐武功的自我定位。故必 須將唐師長教師自己的社會閱歷、政治傾向、文明理念與學術尋求考慮進來，剛剛能夠解讀這所 風格獨特的學校。 起首碰著的問題是，作為赫赫有名的路況部上海工業學校（即1896年由盛宣懷奏請籌設的南 洋公學，1921年起更名路況年夜學）的校長，為何辭往現職，跑到無錫創辦小小的國學專修館？ 這一點，論者年夜都依據唐武功自己的自述：因目疾日深而辭職，因主旨附近而辦學。可這里 有幾個小問題，牽涉到日后無錫國專的發展標的目的，不克不及不詳加辨析。 依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“庚申（1920年）五十六歲”則，不顧路況部以及學校同人的再三 挽留，十月初三日“余遂決計解職回錫”，同年十仲春間剛剛應施肇曾邀請開辦無錫國學專 修館。也就是說，辭職與開館，二者之間沒有必定聯系。但此前半年，唐師長教師已經答應出任 私立無錫中學的校長，并為其制訂章程（注：據無錫市三中《深切懷念老校長唐武功師長教師》（《唐武功師長教師去世四十周年紀念文集》 ，油印本，江蘇無錫，1994）稱，唐日后還專門為無錫中學撰寫校歌：“力拯水火濟生平易近， 即為邦國興承平。”）。此前八年，客籍江蘇太倉的唐武功，已經在無錫 購地建屋，奉父徙居。回過頭來，不難發現，五十六歲的唐武功之所以退隱無錫，并非一時 血汗來潮。早已將無錫作為終老之鄉，這才幹懂得其宣布講學主旨時，凸起“預儲處所自治 之才”。而所謂“惟冀有如羅忠節、曾文正、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間，改日救吾國救吾平易近， 是區區常日之志愿也”（注：唐武功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85頁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會校印，1935年。），除豪杰突起于鄉間的傳統想象外，還凸顯了清末平易近初變革的新思 路：權力下移，處所自治。 而這，正好對應了精研易經、洞明世事的唐武功平生的運動軌跡：京城為官(1892—1907) ，上海辦學(1907—1920)，無錫講道(1920—1950)（注：抗戰爆發后，年過七旬的唐武功重要活動在上海，但因仍在從事無錫國專未竟事業，故 不加分別。至于同是一校之長，何來“辦學”與“講道”的區別？這觸及對于二校性質及宗 旨之懂得。）。對于唐師長教師來說，真正的“節骨眼” ，不在年夜清王朝的解體，而是自家的文明基礎。抗戰中堅持平易近族氣節，拒絕出任偽職，這對 于理學家來說，安閒預料之中。曾任商部左侍郎、后又曾代理農工商部尚書的唐武功，辛亥 反動后不只沒有成為遺老，甚至在關鍵時刻，與伍廷芳等聯名通電，請求清帝遜位。這顯然 得益于其盡早離開了污濁的京城，遠走上海辦學。 1907年的遠走上海，并不像自訂年譜上說的，只是為了照顧“父親年邁，思鄉日切”；在 我看來，重要還是官場掉意：一向提攜他的農工商部尚書載振被參劾辭職，唐因此前程迷茫 。而同樣是棄政從教，選擇上海高級實業學堂，而不是北京實業學堂或北京貴胄學校，這倒 是很能顯示唐武功的見識。四年后，唐因上海高級實業學堂改南洋年夜學事上京，年譜里留下 這么一句：“京師氣象，腐敗已極，余小住數日即回上海。”（注：參見唐武功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71頁。）十幾年的京官，不克不及說對紅 頂子毫無留戀——自訂年譜里再三出現蒙皇太后召見垂詢如此，可見一斑。陳衍批評唐武功 小樹屋“學問文章，皆有紗帽氣”（注：參見錢鐘書：《石語》，第43頁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，1996年。），不無事理。可關鍵時刻，當機立斷，告別無可作為的京城與 官場，遠走上海的唐武功，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熱門事業：“教導救國”。 就任不久，唐武功上條陳，訂章程，立主旨。除了請求增添經費、擴充專科人數，更強調 “嚴定則程，以品德端其模范，以規律束其身心，庶幾傳授治理有可措手，學生乃能有志上 進，蔚為通才”。作為“實業學堂”，自是“大體在培養專門人才，尤以學成致用，振興全 國實業為主”。可監督（校長）唐武功，卻還有培養通才以及整頓士風的愿看，于是在《咨呈 重訂章程和主旨》中，不忘添上一句“并極意重視中文，以保國粹”（注：參閱《條陳本學堂辦法》和《咨呈重訂章程和主旨》，均見劉露茜等編注《唐武功教導 文選》，西安：西安路況年夜學出書社，1995年。）。這可不是可有可無 的官樣文章，講求實業與保留國粹并重，恰是唐師長教師一輩子奮斗的目標，也是其區別于普通 的洋務官員或理學名臣之處。 曾兩度跟隨載振親王出訪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國，再加上任職外務部和商部，唐武功對東方 各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明略有清楚，當然清楚“實業救國”與“教導救國”二者穿插的分量 。出長上海實業學堂后，強調“學堂異于科舉，要以崇實為主旨，使人人重于實學”。恰是 由 于這種“尚實”的辦學主旨，加上上海的特別位置，學校程度敏捷晉陞，贏得國外教導界的 好評，畢業生甚至可以直接進進american年夜學的研討院進修。以致唐師長教師不無自得地稱：“余私 心竊計，以為中國東南各省無年夜學，于此，蓋始基之矣。”（注：參見劉露茜等《唐武功對近代高級工程教導的貢獻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320～34 2 頁。） 作為東南各省年夜學之翹楚的上海路況年夜學，1930年舉行第三十屆畢業瑜伽場地典禮，特邀請老校長 前 來訓詞。唐武功先是剖明當初辦學之“區區宏愿，嘗欲興辦實業”，很快地話鋒一轉，引述 諸多孔孟語錄，論證“欲成第一等學問、事業、人才，當先砥礪第一等操行”（注：參見《上海路況年夜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詞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231～234頁。）。確是理學 家本質，時刻不忘教導學生若何做人。這般才性，出長“工業專門學堂”，其對于創辦鐵路 或電機專科，改造土木及機械課程，究竟能投進多年夜的熱情，實在值得懷疑。無妨了解一下狀況唐校 長上海十四年間的著作：《國文年夜義》、《前人論文年夜義》、《人格》、《國文陰陽剛柔年夜 義》、《論語年夜義》、《孟子年夜義》、《年夜學年夜義》、《中庸年夜義》、《工業專門學校國文 課本》等。除了理學，就是文學，作為人文學者的唐武功，無可抉剔；可作為專門學堂的校 長，唐師長教師明顯對電機之類缺少興趣。 身為一校之長，唐武功更關心學生的“人格”，而不是具體的“學業”，這完整可以懂得 。可即使這般，我還是驚訝唐校長著作時之精神抖擻。1912年，“因胸中欲言者甚多”，唐 校長將制訂校訓的計劃，改成撰寫《人格》一書：“是書主旨，專在發明人性，示以當然之 格。”（注：參見《人格》之“緒言”以及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1912年則。）第二年，在致路況部的公函中，唐校長又強調：“居當代而身教育，惟有先以重視 品德為要點。……品德并非空談，唯以人格核之，而后事事乃歸于實。”（注：《致路況部公函商討教導主旨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09頁。）同年，又將自編 《高級國文講義》八冊函請路況部轉送教導部審查，盼望“以之餉年夜學生徒”。大要是意識 到能夠遭受“不務正業”之譏，唐武功預先擺明“本校國文一課特加留意”的來由：“科學 之進步尚不成知，而先裁減本國之文明，深可痛也！”（注：參見《函路況部致送高級國文講義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17～119頁。教導部的 復函很是得體：因其只負責審查中學以下教材，“本書不在審定范圍之內，應由編者不受拘束出 版，聽各學校不受拘束采用”。） 作為“工業專門學校”的校長，本該是引進“科學”的先驅，可唐武功卻關心起洶涌彭湃 的西學年夜潮對于本國文明的無情沖刷。這種思慮，顯然超出了具體校長的職權范圍，更像個 深謀遠慮的教導家兼思惟家。假設世道平靜，唐校長一邊推重實學，一邊講求人格，二者互 為補充，未嘗不是好主張。可敏捷突起的五四新文明運動，對于唐校長以“人格”調節“實 學”的計劃，是個致命打擊。本來賴以安居樂業的孔孟學說，現在被北年夜的新秀們掃進了垃 圾堆，這可是唐武功無論若何也不克不及接收的。問題在于，由“文學反動”而“政治反動”， 五四新文明運動如颶風般敏捷推進。上海天然也不破例，校園里，除了“科學進步”與“本 國文明”之此起彼伏，現在又添上“新文明”與“舊文明”的激烈碰撞。而這，對于唐校長 之“決計解職回錫”，我信任有直接的影響。 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1920年則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職時，還有這么一句：“自上 年*學后，學風愈覺不靖。”雖是寥寥十二字，卻不成輕易放過，在我看來，這與唐之由年夜 學 校長轉為“講學家居”頗有關系。對于舉世矚目標五四運動，唐武功的態度值得玩味：既公 開發表通電，請求當局共享會議室諒解學生的“愛國熱忱”，“勿加苛責”（注：《請顧教導年夜局電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45頁。）；同時又對此后校園里難 得平靜不無憂慮——這其實也是蔡元培等年夜學校長以及社會名人的設法（注：參見陳平原、夏曉虹主編：《觸摸歷史——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》之“余論”以及有關 蔡元培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胡適等章節，廣州：廣州出書社，1999年。）。對于一個盼望“ 嚴定則程”加強治理的校長來說，這絕對不是好兆頭。 辭職之前，感嘆“學風愈覺不靖”；辭職之后，當即開辦國學專修館，并宣布講學主旨： “吾國情勢日益危殆，蒼生困苦已極，此時為學，必當以君子心、救平易近命為唯一宗旨。”（注：參見唐武功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84～85頁。）二者這般共同默契，不會是純粹的偶合。考慮到此后唐武功越來越公開地批評新文明運動， 有來由信任唐氏此舉乃依靠遙深，是人生關口的一年夜轉折。其主要性，一點不亞于1907年的 棄官從教。 在參照朱熹《白鹿書院提醒》、高攀龍《東林會約》等而制訂的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 中，唐武功強調“吾館為振起國學，修道立教而設”，故特別重視的是“檢束身心，砥礪品 行”。甩開“振興實業”的口號，專注“維持人性”與“拯救世風”（注：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47～155頁。），對于理學家唐武功 來說，顯然更為得心應手。從籌辦洋務，到講求實學，再到“修道立教”，唐武功的途徑， 在晚清爽派學人中，很有代表性。 經過生光電化、堅船利炮的洗禮，清末平易近初的士年夜夫，已很難再只講仁義、禮儀，而無視 軌制、物質的強鼎力量。只是有感于西學年夜潮使得傳統中國風雅凋落，有違本身的知己與教 養，剛剛自告奮勇，救弊補闕。對此，有需要給予“同情之清楚”。從早年的倡導洋務（“ 奸臣逆子斷不成不談洋務”），呼喚西學（“西學堂之不容不設”）（注：在戊戌政變后一年的《與友人書》中，唐武功專門論證“西學堂之不容不設”，以及“ 奸臣逆子斷不成不談洋務”，參見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～5頁。），到暮年的“振起國學 ，修道立教”，這一轉折，有個人安居樂業的考慮，但更多的是時世推移，而不得不做出的 自我調整。對于積弱貧困的中國來說，“振興實業”與“拯救世風”何者為重，很可難見仁 見智。但若套用唐武功的講學主旨，無錫國專無疑著眼的是“君子心”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 的 “救平易近命”。 作為一名別有幽懷的理學家，由“振興實業”轉為“修道立教”，或許說由“救平易近命”轉 向“君子心”，自是本質當行，也自有其獨立價值。問題是，晚清以降，有此情懷的不只唐 武功一家，為何無錫國專能獲得驕人的成績，而康有為、章太炎、馬一浮、梁漱溟等人之創 辦書院，便顯得舉步維艱？ 二、還有淵源的“東家教南學術” 在教導史家眼中，晚清之書院改學堂，目標是使中國教導走上“與國際接軌”的康莊年夜道 。故論及書院教導，基礎上截止于“清末書院改造”，或許“書院軌制的近代化進程”，偶 爾顧及“近現代對書院精力的發揚”（注：參見李國鈞主編：《中國書院史》，第二十二章，長沙：湖南教導出書社，1994；陳谷 嘉、鄧洪波主編：《中國書院史資料》，第六編，杭州：浙江教導出書社，1998。），也都未能給予認真的清算與公平的評判。反而是思 想史家，會對章太炎、馬一浮等人的書院講學感興趣，因為這是一種有幻想、有信心，象征 意義遠年夜于實際後果的可貴嘗試。 二十年月初，有感于“文學反動”與“收拾國故”所向無敵，對“忠信篤行”等傳統倫理 品德形成極年夜沖擊，南京高師（東南年夜學）的傳授們借《學衡》雜志奮起反擊，與新文明分庭 抗禮，構成南北對峙局勢（注：胡先骕：《樸學之精力》（《國風》8卷1期，1936年10月）稱：“五四以后一落千丈之學 風，至近年乃年夜有轉變，未始非《學衡》雜志潛移默化之功也。”此乃個中人的自我表揚， 缺乏為憑。但《學衡》諸君之力主“昌明國粹，熔化新知”，確與五四新文明人態度迥異。 進進九十年月，學衡派的文明守舊主義立場，獲得不少“清楚之同情”。）。撇開當初論戰時的激憤之辭，年夜致而言，南方學者銳意改革， 自是不難流于空疏；南邊學者功力深摯，可又不免難免過于守舊。張其昀關于“眾人多稱南高學 風偏于守舊，這是一誤解，與其稱為守舊，不如稱為謹嚴，較近事實”的辯解（注：張其昀：《南高的學風》，《國風》7卷2期，1935年9月。），在我看來 ，實屬多余。因文舞蹈教室明理念的“激進”/“守舊”與治學態度之“空疏”/“謹嚴”，不是一個 層面上的問題。而胡適所說的“南邊史學勤苦而太信古，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。將 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南方的疑古精力和南邊的勤學功夫”（注：《胡適的日記》，第438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），雖是持平之論，卻忘了南北學 者治學態度的差異，其實隱含著政治立場與文明幻想的沖突，很難靠學養或方式來調適。 在二三十年月的中國學界，與《學衡》雜志(1922—1933)文明理念附近的，除散落各地的 專家學者，還包含若干很有特點的私家講學機構。1918年籌備、1922年正式成立于南京的支 那內學院，雖由沈曾植、陳散原、章太炎代為撰寫“緣起”與“簡章”，掌管人歐陽竟無也 有“須復宋明講學精力之教導”的說法，但畢竟近于居士道場而不是傳統書院（注：參見徐清祥、王國炎：《歐陽竟無傳》，第七章，南昌：百花洲文藝出書社，1995年。）。卻是唐文 治1920年創辦于無錫的國學專修館、康有為1926年創辦于上海的天游學院、章太炎1935年創 辦于蘇州的章氏國學講習會，都以“國學”相號召，對抗其時已經如日中天的“新文明”。 風趣的是，這些有影響的私家講學，均集中在江蘇一省（上海舊屬江蘇，二三十年月江蘇省 的教導、文明組織多仍在上海活動）。真應了那句名言：“東南學術，還有淵源。” 據張耀翔在《清代進士之地輿的分布》一文所做的統計，清代一甲狀元、榜眼、探花共342 人，此中江蘇就有119人，占34.8%，浙江81人，占23.7%，安徽18人，占5.2%。（注：轉引自楊念群：《儒學地區化的近代形態》，第270頁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7年。）三者加起 來，共218人，占63.7%。雖然科考功名并非人才的獨一指標，但據此可約略看出一地之教導 及文明水準。故梁啟超在《近代學風之地輿的分布》所下的判斷：“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 省所獨占”（注：梁啟超：《近代學風之地輿的分布》，見《飲冰室合集·文集》第14冊，上海：中華書 局，1936年。），還是年夜致可托的。 正因為文明積累深摯，在社會/學術轉型教學場地中，東南士子天然不甘只是充當副角；更何況舊學 基礎深摯者，一定惡感新學之“急躁”，也有才能與之爭鋒。考慮到平易近初浙江學人年夜舉進京 ，占據北年夜等主要地位，甚至有盤踞操縱學界之嫌（注：桑兵的《五四前后的北年夜新文明派》（打印稿）搜集了不少被排擠者的牢騷，值得參考。）；而早在晚清，“徽籍學者大批涌進江 浙地區，形成了安徽書院的學術真空狀態”，難以產生學術年夜師（注：參見楊念群《儒學地區化的近代形態》第478頁。）。十分困難涌現出若干新 銳（如陳獨秀、胡適），又都跑到北京興風作浪往了。這樣，二十年月中國，有資格也有才能 代表傳統文明與學術的，確實非江蘇學人莫屬。這就難怪南京學界自覺飾演主流之外“另一 種聲音”的代表。當然，考慮到晚清以降學者們年夜都四處求學，轉益多師，客籍不再是決定 性原因，故這里更重視講學者的棲身地。 一地學風與一地平易近風相勾連，無錫國專之得以勝利，與當地士紳的財政支撐，以及平易近間的 文明需求年夜有關系。有興趣講學的“當世年夜儒”，非只唐武功一家；借私家講學弘揚國粹的， 也非只無錫國專一處。但只要無錫國專能夠獲得足夠的當地生源，以及相對富餘的辦學經費 。 1926年，康有為在上海創辦“研討六合人物之理，為全國國家之用”的天游學院，底本準 備辦成正規年夜學，因經費無著，只好改在上海愚園路自家室第設教。登報招生后，應者寥寥 。好在“康圣人”豪氣不減當年，做了很是出色的自我辯解：“上海各年夜學人數動輒千百， 我院只要二三十人并不為少。耶蘇有門徒十二人，另有一強盜在內。今其教遍于全國，豈在 多乎。”（注：參見蔣貴麟《追憶天游學院》和任啟圣《康有為暮年講學及其去世之經過》，夏曉虹編 ：《追憶康有為》，第459～477頁，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書社，1997年。）可此一時彼一時，康有為暮年處境，不要說無法比擬耶穌傳教，與早年萬木草堂 講學比擬，也已不成同日而語。 與康有為上海講學之凄清截然相反，章太炎的蘇州講學則顯得非常熱鬧講座場地。1935年9月，太炎 師長教師創辦“以研討固有文明、培養國學人才為主旨”的章氏國學講習會（注：參見《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》，《章太炎年譜長編》，第960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 年。）。因有眾多官場聞 人與學界名人捧場（注：學會的發起人朱希祖、錢玄同、黃侃、汪東、吳承仕、馬裕藻、潘承弼等，以及贊助人 段祺瑞、宋哲元、馬相伯、吳佩孚、李本源、馮玉祥、陳陶遺、黃炎培、蔣維喬等，均為政 界聞人與學界名人，有很年夜的號召力。），加上諸門人充當講師協助教學（注：如朱希祖、汪東、孫世揚、諸祖耿、潘承弼、沈延私密空間國、徐復等。），創辦之初的章氏國學講習會，可稱 得上“盛況絕後”（注：參見沈延國《章太炎師長教師在蘇州》和湯炳正《憶太炎師長教師》，二文均載陳平原等編《追 憶章太炎》，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書社，1997年。）。可有一點不應該忘記，這筆數目不小的辦學經費，乃蔣介石的“私家 饋贈”。此“都下故人之情，有異官祿”，故無妨用以辦學的萬金（注：章太炎《與王宏先書》有云：“前月杪，丁君鼎丞又來致中心問疾之意，且以醫藥見惠 ，此既都教學下故人之情，有異官祿，故亦不復強辭；然無功受貺，終有不安。因往臘已在此間 發起講習會，即以此款移用，庶幾人己兩適。”），一向支撐學校的運轉 與《制言》雜志的出書，直到1941年承平洋戰爭爆發學校停辦，剛剛“所有的用罄”（注：參見《制言》63期所載出入賬目。）。 其實，在二十世紀中國，一切“年夜儒講學”，都無法回避不太“優雅”的經費問題。獨立 于現代教導體制之外的“講習會”或“專修館”，沒有功名引誘，也不教謀外行藝，可想而 知，愿意付費問學者，數量不成能良多；因此，單靠學費，無法維持正常運轉。既不像康有 為那樣捉襟見肘，也并非如章太炎依附當局饋贈，唐武功的無錫講學，靠的是平易近間贊助。自 施肇曾投進第一筆經費（開辦費八千，終年經費每年一萬）起，無錫國專重要依附處所士紳的 捐贈，非但弦歌不輟，且日漸擴年夜規模，完美設施。關于無錫國專的經濟狀況，《茹經師長教師 自訂年譜》中頗多記載，總的來說運作傑出，沒有出現年夜的危機（注：唐武功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第84～85頁、88頁、108頁等分別記載了年夜筆的捐贈。而10 2頁、118頁說起因學校擴充或校董捐錢停滯而形成的困難，筆鋒一轉，又年夜談學校若何發展 。1933年新校舍落成，同時落成的還有忠義孝悌祠的改建，后者的價格由唐武功和錢基博承 擔，見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第120頁。）。 自古富庶的江南，在晚清開始的以上海為中間的工業化海潮中，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。二 十年月的無錫，雖也同樣遭遇戰火蹂躪，畢竟工商業發達，經濟實力雄厚。更主要的是，這 里的士紳受傳統中國文明影響，熱心于贊助教導事業。遠在戊戌變法之前，無錫就開始創辦 舊式學校，並且均為平易近間私立。錢穆對其家鄉人“重名猶過于厚利”的習性，有相當出色的 描寫：“凡屬無錫人，在上海設廠，經營獲利，必在其本鄉設立一私立學校，以助處所教導 之發展。”（注：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·師友雜憶》，第232頁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年。）《師友雜憶》舉的例子，還包含無錫巨商榮德生之創辦江南年夜學，以及“無錫 巨商唐家，請太倉唐蔚芝來無錫創辦一國學專修館”。后說禁絕確：最早動議并出資興辦國 學專修館的，是錢塘人施肇曾；只是后來跟進的，確以無錫士紳為主（注：據1991年發行的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友錄》所收《無錫國專校董名錄》，28名董事中 ，浙江3名，上海2名，余者均為江蘇人士。而江蘇籍董事中，無錫又獨占16席。）。正因有此傳統，無 錫一縣，在教導方面，往往開風氣之先。二三十年月影響深遠的社會教導運動，江蘇是領頭 羊，而無錫又是“江蘇社會教導的策源地”，這也可見當地平易近眾及當局對普及教導的重視（注：《無錫教導周刊·社會教導專號》（1934年8月）對其時無錫的生齒、職業、識字率(66%) 、社會教導設施及經費等，有認真的統計。若此統計資料屬實，則臧佛根為此專號所作《序 言》以及華晉吉《無錫社會教導史略》所說的無錫為江蘇甚至全國社會教導的策源地，年夜致 可托。另據同專號轉載的《全國平易近教館統計》，其時全國共有平易近眾教導館728處，而江蘇一 省占了225處，將近三分之一。）。 除了無錫處所鄉紳的教導理念，還必須考慮唐武功的文明幻想與個人魅力。應該說是二者 一拍即合，天衣無縫，否則，無錫人何須恭請客籍太倉的唐武功？曾為京官的唐武功，自190 7年急流勇退，赴上海辦學以后，便非常熱心江蘇的處所事業。先后出任江蘇教導總會會長( 1908)、江蘇處所自治總理(1910)以及各種同交流鄉會、賑災會的會長。當會長不只是滿足虛榮 心，還要出錢出力——尤其是賑災的時候。讀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及各種回憶文章，不難 發現唐武功對于處所教導及慈悲事業的投進。這與早年之堅信“全國惟能愛其鄉土者，然后 能愛其國家”，故“欲高低數千年”、“縱橫億萬里”者，“當自鄉土始”（注：《匯刻太倉舊志五種序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23～25頁。），可說是一脈 相傳。而這，其實恰是傳統中國政治的游私密空間戲規則：“從來名宦年夜臣，退老居鄉，多知恭順桑 梓，敬宗恤族，于處所有貢獻。”（注：錢穆：《八十憶雙親·師友雜憶》，第235頁。）只是由于現代都會的興起，使得城鄉之間的物質、文明 程度以及醫療條件敏捷拉開距離，以后的“名宦年夜臣”，“退老”但不“居鄉”，更別說服 務桑梓，于處所有所貢獻會議室出租了。 三、“東林”抑或“南菁” 雖曾隨使出訪japan(日本)及英、法、比、美諸國，參觀過牛津年夜學等有名學府，協助撰寫“歐美 風教，沿途景物，詳載靡遺”的《英軺日記》（注：1903年上海文明書局發行的載振《英軺日記》，唐武功究竟起多高文用，是代筆，還是 編纂，今朝學界尚無定論。盡管有載振兒子溥銓關于其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寫作的回憶（參 見《無錫國專在廣西》第46頁），我還是傾向于維持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的說法：“公務 之暇為載年夜臣編《英軺日記》成”，而不為唐爭“著作權”。），再加上執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達十四年之 久，唐武功對西學其實沒有幾多清楚，也缺少起碼的興趣。故其掌管無錫國專，所倚賴的， 只能是外鄉的學術資源。 早年就讀清代四年夜書院之一的南菁書院，先后受業于黃以周、王先謙等經學年夜師；獨立辦 學時，選擇的又是有東林書院“光榮傳統”的無錫。依常理推測，唐武功辦學的重要靈感， 應來自這兩所同樣聲名顯赫但風格迥異的書院。既然是風格迥異，就很難簡單疊加，而必須 有所選擇。對于東林、南菁的褒貶，觸及無錫國專的發展標的目的，不成失落以輕心。 主張“實事求是，莫作調人”的南菁書院，“其自修與研討之精力，實在令人信服”；至 于“明朝太監專政，乃有無錫東林書院學者出而干預，宣傳建議，聲勢極張……前者逝世后者 繼，其制造輿論，干預朝政”（注：胡適：《書院制史略》，《東方雜志》第21卷3期，1924年2月。），更是令胡適等后世學人感歎不已。顧憲成、高攀龍諸君之 講學，本來自有主張，可后人年夜都只記得其關心國事，無意中遺忘了其理學方面的思慮與著 述。從黃宗羲之贊嘆“一堂師友，冷風熱血，洗滌乾坤”（注：《明儒學案》卷五八《東林學案》，《黃宗羲選集》第八冊，第727頁，杭州：浙江古籍 出書社，1992年。），到張君勱之表揚其“不單講學 ，並且論政”（注：張君勱：《書院軌制之精力與學海書院之設立》，《新平易近月刊》1卷7～8期，1935年12月 。），雖然時世遷移，讀書人對東林書院的想象沒有改變。 既然在無錫講學，很天然地，人們會以歷史上曾名滿全國且至今仍有流風余韻的東林書院 作 為標準，對之對比權衡。1933年3月14日，章太炎在無錫國專作題為《國學之統宗》的演講 ，稱“今欲改進社會，不宜單講理學，坐而言，要在起而能行”，具體的榜樣就是“無錫鄉 賢，首推顧、高”。同年10月22日，章又再次蒞臨演講，這回更是直截了當地強調“無 錫本東林學派發源之地”，并嘆惜“東林之學，至清中葉而闃焉無聞”（注：參見章太炎的《國學之統宗》和《適宜于本日之理學》，載《制言》54期、57期。）。推重顧、高二君 之氣節，這與唐武功沒有差異；可要說無錫國專的當務之急是恢復東林書院傳統，則非唐先 生所能認同。 1920年作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，說起高攀龍的《東林會約》，重視的是“檢束身心， 砥礪操行”（注：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47頁。）；1930撰《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題辭》，稱“惟相與考德問業，砥礪修名，如 高景逸之《東林會約》”（注：唐武功：《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題辭》，《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》，1930年12月。）。再加上1926年出資刻印《高忠憲公別集》，1933年新校舍落成 ，“布置膳堂，懸王文成、高忠憲、顧亭林、陸桴亭四師長教師遺像”，應該說唐武功對高攀龍 是推重備至的。可到具體評論時，或稱賞“論學精煉處極多”，或表揚高風亮節，就是從不 直接說起“東林黨人”的政治抗爭（注：參見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100頁、第120頁以落第26頁。）。 為《國學專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》作序，應該說是樹立自家學術傳統的最佳時機，唐師長教師 還是警惕翼翼地回避近在天涯的東林書院：“則夫開鹿洞、表鵝湖、紹龍場之心傳，與夫正 人心、救平易近命之事業，當吾校三十周年紀念，必有發揚光年夜之者。”（注：《國學專修館十五周年紀念刊序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271頁。）為什么？無妨先了解一下狀況 他在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中對孟子“自任以全國之重”和顧亭林“全國興亡，匹夫有責 ”的解說：“謂學者當任全國之重，研討全國之務，非謂干預全國之事。人人能各安其天職 ，各勤其職業，斯全國治。”（注：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55頁。）這般立說，與唐師長教師曾立朝為官有關，即深知其中厲害，不 愿惹起當局的猜疑。這很不難招來“巴結權貴”、“奴顏傲骨”之類的譏諷。可批評新文明 ，倡導儒家學說，不見得就是有興趣擁護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；抵抗黨化教導，代之以儒家倫 理，講氣節，求忠義，也不見得一無是處。 無錫國專的校友津津樂道于唐師長教師處理危機時之靈活機動（注：黃漢文《記唐武功師長教師》關于“驗印風波”的描寫，最為出色，見《無錫國專在瑜伽場地廣西》 ，第76～77頁，蘇州年夜學（原無錫國專）廣西校友會主編，非賣品，1993年。），這一點，顯然分歧于章太炎 、 馬一浮的名流派頭：一言分歧，指袖而往。章、馬堅持了學者的尊嚴，值得稱道；可真要辦 教導，無法不跟權要打交道，也不克不及不有所妥協。“識時務”的唐師長教師，極力表揚高教學場地攀龍的 氣節，但卻不愿意給人追摹東林書院的印象。因為，執政者永遠不盼望書院成為“諷議朝政 ，裁量人物”的場所——無論過往，還是未來。 當然，還必須考慮南菁書院的傳統。眾人之稱道“清代四年夜書院”，重視的是其學術上的 成績，而不是政治上的抗爭。甚至可以這么說，清代辦得好的書院，都在抵抗科考制藝的同 時 ，決心回避東林書院的議政傳統。作為南菁書院的主講，黃以周強調“專肄經史辭賦，一洗 舊習”，選編課藝時，重視的是“深訓詁、精考據、明義理之作”（注：黃以周：《南菁講舍文集序》，《南菁講舍文集》，光緒十五年刊本。）。而門生繆荃孫為黃以 周撰墓志銘，更是這般著墨：“師長教師教以博文約禮，實事求是。道高而不立門戶，常語門弟 子曰：前代之黨禍可鑒也。”（注：繆荃孫：《中書銜處州府學傳授黃師長教師墓志銘》，《續碑傳集》卷七十五，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7年影印本。） 這里所說的家教“前代之黨禍”，指的恰是東林黨人之“講學兼議政”。辦教導分歧于立學說 ，需求持之以恒的盡力，不單無法意氣用事，有時還難免含垢忍辱。作為前朝高官，唐武功 深知世道艱難；為保留學校而警惕翼翼，其實無可厚非。可這么一來，出現一風趣的局勢： 飯廳里懸掛楊繼盛的聯語“鐵肩擔道義，棘手著文章”，但落實到具體的辦學標的目的，無錫國 專追摹的，其實是唐師長教師早年就讀的南菁書院。 四、“國學”作為專科 傳統中國推重的是“通人之學”。歷代書院中，也有側重專科訓練的（如醫學、術數、軍事 、 工藝等），但此乃“邊緣性知識”，不是讀書人心目中的正路。讀書人鉆研的是作為國家意 識形態的儒家學說，其目標是通過科舉考試，成為國家治理機器的一部門，實現“治國平天 下”的幻想。 晚清開始出現專攻西學的書院（從“方言”到“格致”）。而廢除科舉考試后，西式學堂成 為年夜勢所趨。張之洞之創建“存古學堂”（注：《中國近代學制史料》第二輯下冊（上海：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1989）收有一輯關于各 地“存古學堂”的文章，此中包含《學部修訂存古學堂章程》，可見當年清當局及士年夜夫為 “保留國粹”所做的盡力。），將“國學”作為“專門”來修習，預示著眾人 政治立場及文明心態的年夜轉移。已經從“半部《論語》治全國”，年夜踏步后退為“保國粹， 存書種”。即張之洞《奏設存古學堂折》(1907)所說的：“列朝子史，事理博賅，各體詞章 ，軍國資用，亦皆文明之輔翼，宇宙之精華，豈可聽其陵夷，漸歸泯滅！”（注：張之洞：《奏設存古學堂折》，見《中國近代學制史料》第二輯下冊，第503頁。） 曾經是讀書人命脈的孔門學說，現在成了專修課程。強調“客觀研討”的同時，實際上已 經將其從日常生涯中剝離出來。新文明人之從“文學反動”敏捷轉為“收拾國故”，并沒有 使“國粹”擺脫日漸邊緣化的拮據地步。1918年北京年夜學籌設研討所（1922年研討所國學門 剛剛有用運作）（注：參見拙著《老北年夜的故事》，第85～94頁，南京：江蘇文藝出書社，1998年。），1925年清華學校創建研討院國學門，再加上從二十年月中期起，教會年夜 學（如燕京年夜學、輔仁年夜學、金陵年夜學、齊魯年夜學、嶺南年夜學等）也都先后設立了研討國學的 專門機構（注：參見陶飛亞、吳梓明：《基督教年夜學與國學研討》第六章“三十年月教會年夜學的國學熱 ”，福州：福建教導出書社，1998年。）。一時間，談論國學成為風尚，年夜有將其作為評判年夜學研討水準的意味。實際上 ，只需在中國辦學，就必須貼近外鄉的文明學術與社會生涯；並且，比起基礎尚淺的“西學 ”來，二十年月的中國學界，“國學”明顯不難出成績。 就學校規模、研討經費、社會著名度而言，在二十年月的“國學熱”中，無錫國專毫無優 勢可言。但有一點，師生們強烈的文明認同感——即依舊生涯在“傳統”之中，這是其它年夜 學的師生所不具備的。接收教導部考核并更名“無錫國學專門學校”后，辦學主旨略有改變 ，不再提“君子心，救平易近命”，而是：“研討本國歷代文明，明體達用，發揚光年夜，期于世 界文明有所貢獻。”即使這般，無錫國專的師生依舊是“別有幽懷”，不盼望只是從事卓有 成效的“客觀研討”。 唐武功特別喜歡引證1931年國聯教導科代表唐克爾·培根參觀無錫國專后所發的感歎：“ 我們來中國看過良多學校，讀的是洋裝書，用的是洋筆，充滿洋氣。這里才看到純粹中國文 化的學校，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。”（注：參見《文教資料》1982年7～8期上“唐武功與無錫國專資料”所收金易占、楊廷福等二 文。別的，黃漢文《緬懷唐武功師長教師》（《文教資料》1985年2期）提到一趣事：“學校檢查 聽講筆記，我因‘橫行、用鋼筆寫，不記分’（陸師長教師的批語這般）。”所謂“不記分”，即 “作零分計”。這般規定，可見主事者眼中“毛筆”之位置。）在1933年出書的《國專季刊》上，對此事有比較詳 細的報道。培剷除談及國學之主要性，更宣稱：“1對1教學貴校為研討‘國學’之最高學府，負有保 存固有文明之責，與通俗學校之任務分歧。”（注：健實：《國聯教導考核團蒞錫來校演講志略》，《國專季刊》，1933年5月。）這話確定說到了無錫國專師生的心田上—— 盡管北年夜等名校的學者們不見得認可。 在無錫國專，無論講學的“年夜儒”，還是莘莘學子，都有一共識：以“繼絕學”自命。這 種精力狀態，相當動人。老師“痛舊品德之淪喪，新文明之貌同實異”，“深愿以淑人心扶 世道救中國”（注：唐武功：《廣思辨錄序》，《國專月刊》1卷4號，1935年6月。）；學生則譴責新學之士“見異思遷，拋荒古訓”，接下來就是：“于戲！學 之不講，先圣有憂，繼絕振微，當仁不讓！”（注：《發刊詞》，《國專學生自治會季刊》，1930年12月。）而一切這些論說，都直接針對北年夜為代表的 新文明。 魏建猷之推重王國維，批評疑古派乃“過渡時期一種破壞任務，未足以語建設”，還重要 是學術方式之爭（注：魏建猷：《中國古史研討之將來》，《無錫國專年刊》，1931年上冊。）；高君仁引申發揮錢基博的《本日之國學論》，著力駁斥胡適“擴年夜研討 的范圍”、“留意系統的收拾”、“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”這國學研討三年夜主張，認定此乃 文獻之路，不解決最基礎問題。因為，“研討國學者，所負之任務，在恢復中華平易近族創造文明 的才能與精力”，而這種德性之路，需求體貼與領悟，更需求同情與崇奉。結論是：“當此 時也，奮臂一呼，振起絕學，豈非吾輩之責乎！”（注：高君仁：《研討國學者所負之任務》，《無錫國專年刊》，1931年上冊。） 值得留意的是，無錫國專師生的這種文明尋求，獲得了東南諸多學界名人的鼎力支撐。《 無錫國專第十屆畢業刊》上，刊有章太炎、蔣維喬、陳三立、柳詒徵、李本源、陳衍、吳梅 、姚會議室出租永樸、胡樸安、陳鐘凡、陳柱等人的賀詞（注：《無錫國專第十屆畢業刊》（非賣品），1933年5月。）。至于具體內容，不過乎“含英咀華”、“ 溫故知新”、“修己治人”等，雖說不出更高超的理論，可這畢竟表白了一種情緒與傾向： 即對抗新文明，反對割裂傳統，強調“國學”研討還包括“檢束身心，砥礪操行”，以及“ 君子心，救平易近命”的特別效能。 五、以“文章”為中間 作為理學家的唐武功，雖然著作甚多，且曾經聲名顯赫，其實缺少獨立的理論思慮，只能 說是“躬行正人”；因此，在現代中國思惟史上，遠不及章太炎、馬一浮主要。所謂“其治 經 漢、宋兼采，合考據、義理而一之”（注：陳衍：《茹經室文集三編序》，《茹經室文集三編》，舞蹈場地1938年刊本。），基礎上是客套話；卻是暮年的講學實踐，更值得稱 道。 沒有幾多出色理論表述的唐武功，極為關注學生的人格培養與品德陶冶，因“學問之道， 首重操行”。據唐師長教師稱，其以“檢束身心，砥礪操行”為講學主旨，并非始于無錫國專； 出長上海工業專門學堂時，便“每于禮拜日集諸生講經并修身立身大體”（注：《上海路況年夜學武功堂行奠定禮記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297～299頁。）。這般以孔門學 說為基礎，以宋明年夜儒為榜樣，幾十年“傳道授業解惑”，本來應該年夜有成效，可令人迷惑 的是：千余學生中，“文史方面有成績的當然不少，但竟舉不出一位研討宋學而有成績的校 友”（注：黃漢文：《記唐武功師長教師》，《無錫國專在廣西》。）。跟這直接相關的，還有別的一段話：“為什么國專出來的學生，普通還能寫寫文章 ，這和唐師長教師的陶冶有關。”（注：楊廷福、陳左高：《無錫國專雜憶》，《文教資料》，1982年7～8期。）換句話說，一個修養很深的理學家，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 史專才。 這般局勢，除了時世遷移，理學之接收與傳播年夜受限制，還與唐武功的教學主旨與方式年夜 有關聯。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有云：“余向主品德教導，迨閱歷世變，始悟性格教導為尤 急。”若何實現“性格教導”？唐師長教師的思緒頗為奇異，即借助于文章的閱讀與寫作，完成 學生的人格塑造：“居今之世，傳授國學，必須選擇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發人之性格者， 方無益于世道也。”（注：《茹經師長教師自訂年譜》，第98頁。） 幾乎一切的老校友，回憶起無錫國專來，都會集中在如下四點：修心養性；專書教學；書 聲朗朗；作文比賽。以“文章”（而非普通意義上的“國學”）為中間，借助“熟讀精審，循 序漸進，虛心涵詠，切己體察”的“十六字訣”，既實現“性格教導”，又完成學業訓練。 這與現代年夜學分門別類的課堂講授，自是年夜有差異。 所謂“學者欲窮理以究萬事，必讀文以求萬法”（注：《國文經緯貫通年夜義自敘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188頁。）；或許“讀文一事，雖屬大道，實可以 涵養性格，激勵氣節”（注：《無錫國專校友會春季年夜會訓詞》，《唐武功教導文選》，第313頁。），單是究查其與程朱理學的離合，在我看來，還遠遠不夠。因唐文 治這般立說的深層緣由，乃直接針對五四新文明人之排擠白話寫作。無錫國專請求學生在抑 揚頓挫、緩急輕重的誦讀中，玩味文章的起承轉合，以及文氣的陰陽清濁，長久地沉醉于詩 文的境界中，而后豁然開朗，一通百通。這般教學，從內容到方法，都與桐城文派年夜有關聯 。實際上，唐武功的誦讀與作文，受早期桐城大師吳汝綸的影響很深，這一點，《茹經師長教師 自訂年譜》中有明確的表述。 無錫國專的傳授，頗有以能文著稱的（如陳衍）；至于唐武功自己的文章，倒不見得非常精 彩。錢基博為唐武功《茹經堂外集》作序，稱自從參加無錫國專事業，“乃得時時親接其言 論，然后知師長教師躬行正人，不徒沾沾詞章記誦之末”（注：錢基博：《茹經堂外集序》，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·錢基博卷》，第930頁，石家莊：河 北教導出書社，1996年。）。以“躬行正人”相許，天然是極高 的評價；可此中似乎還蘊涵著另一層意思，即對唐文評價不高。1932年無錫國專學生集資鉛 印錢基交流博的講稿《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》，1936年上海世界書局出書增訂本時“資料增十之 四，改竄及十之五”（注：參見錢基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，第509頁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年。），可二書均只字未提唐武功的文章。這與同在無錫國專任教的陳柱撰 寫《中國散文史》時，專門表揚“吾師唐蔚芝師長教師”之“以古文為全國倡，性格文章，均近 歐陽修”（注：陳柱：《中國散文史》，第310頁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。），構成極為鮮明的對照。 與錢基博態度附近的，還可舉出被唐武功奉為上賓、高價聘請的陳衍。在《茹經室文集三 編 序》中，陳衍鼎力稱許唐武功“晚講學鄉邦，于舉世不悅學之日，獨以通經致用為最基礎要圖 ”，并說起“其作為文章，于常日讀書見事所得力，遇題而擺佈逢源”。不說才思與學識 ，而凸起“益以數十年宦海世途之閱歷”（注：陳衍：《茹經室文集三編序》。），其實也是對唐的文章不太以為然。錢鐘書《石 語》中記錄下陳衍這么一段話，可以幫助我們清楚時人的真實設法：“唐蔚芝學問文章，皆有紗帽氣，須人為之打鑼喝道。余作《茹經堂》三集序駁姚惜抱考訂義理詞章三分之說，而 別失事功一類，即不以文學歸之也。”（注：錢鐘書：《石語》，第43頁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，1996年。） 理學不如馬一浮，樸學不如章太炎，就教學連文章也都不被陳衍等文壇宿將看好的唐武功，其重要貢獻在教導。作為教導家，唐武功有目光，有膽識，有恒心，其獨力支撐很不時尚的無 錫國專，為二十世紀中國高級教導留下另一種能夠性，值得尊重與同情。 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教導來說，1950年是個關鍵的年頭，不只無錫國專消失了，無數個性鮮 明的私家學校都不復存在。這一年，梁漱溟曾上書中心，建議設立平易近間的中國文明研討所 （注：《一九五○年向領導黨建議研討中國文明，設置中國文明研討所之草案》，《梁漱溟全 集》第六卷，濟南：山東國民出書社，1993年。），熊十力則曾盼望恢復三個瑜伽場地私家講學機關：歐陽竟無創設的支那內學院、馬一浮掌管的智 林圖書館，以及梁漱溟執掌的勉仁書院，目標是“存舊學一線之延”（注：參見熊十力《論六經》之“結語”，上海：年夜眾書局，1951年。）。這般低調的申辯， 仍未能獲得諒解。 此后的很長時間里，私學被徹底取締，思惟年夜一統的局勢日益生硬。 進進八十年月后，私家辦學逐漸放開，可行動非常艱難。好比，中國文明書院至今未能正規辦學，籌劃已久的無錫國專復校，看來也盼望迷茫。概況上各種平易近辦高校敏捷發展，學生數量激增，但缺了唐武功當年孜孜以求的“君子心，救平易近命”，畢竟是一種很年夜的遺憾。 退一個步驟說，即使做不到“君子心”，也無法“救平易近命”，若能在“繼絕學”方面有所貢獻 ，也都值得嘗試與鼓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