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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論作為中國現代士人一項主要的文明運動，盡管可以追溯至先秦，但其真正構成并成為士人運動的一年夜種別，倒是在東漢時代。這時代不只從事議論的士人人數多，議論內在的事務豐盛、情勢多樣，並且士人創作的議論文學也取得了疾速成長，走向繁華。士人議論的構成、風行及其文學書寫的昌隆，兩者之間并不是簡略的偶合，而是有親密聯繫關係的。
一
中國現代士人的議論，肇端于先秦諸子學派的論難，西漢經師之間的爭辯也為其供給了豐盛滋養。東漢和帝時代，“論難”逐步轉化為“議論”，從“論難”中派生出來，正式成為士人的一種文明運動。東漢中后期，士人議論又取得了疾速成長，風行全部士林。此時既呈現了以“議論”以及用與“議論舞蹈教室”附近的“談辭如云”“發辭抗論”“論議”等詞語來指稱士人談說論辯的景象，又涌現了一批以議論著稱的專家。《后漢書》記錄，郭泰“善議論”，謝甄“與陳留邊讓并善議論”，符融“談辭如云”，董扶“發辭抗論，益部少雙”，等等。可知，東漢中后期，“善議論”既是時人評價士人長于談說論辯的標準，也是士人自發尋求的文明素養，在士人生涯中具有主要位置。
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，士人創作的書寫議論的文學，在東漢時代步進了繁華階段，以“論”定名的論辯文和一些碑、銘、手札等書寫議論的作品及其作家範圍到達了一個新程度。論辯文作為一種體裁，在先秦時代雖已成熟，但以“論”冠之篇名的僅見于《莊子》《荀子》等著作的少部門篇目。西漢初期，以“論”名篇的作品也較少，后期日漸增多。東漢時代，以“論”為名的作品敏捷增添，現存以“論”定名的作品110篇（部）、作者34人，此中東漢初期的作品7篇（部）、作者4人，東漢中后期的作品103篇（部）、作者30人。這時代士人創作的與“論”附近的對、說、議、難、答、駁等作品，書寫士人議論的有200余篇，作者100余人。其他還有碑、銘、手札等，雖未冠以“論”名，但也有不少書寫士人議論的內在的事務。所以，無論是議論文學作品的多少數字，仍是創作書寫議論文學的作家多少數字，確切進進了一個茂盛時代。
總之，東漢士人議論的構成、成長與風行，士人創作的議論文學的繁華，從汗青演進的時光向度看，兩者之間存在著顯明的同步性，有著親密的聯繫關係。
二
東漢時代，議論文學實績卓越的士人，年夜多也是善于議論的士人；議論素養高明的士人，也多是有議論文學作品的士人，兩者存在著高度的統一性。
一是以書寫議論文學著名的士人，不少又有很高的議論才幹。《后漢書·文苑傳記》記錄，劉毅有議論文學《漢德論》《憲論》，又“少有文辯稱”；邊韶以文章著名，有口辯；邊讓“少辯博，能屬文”；酈炎“有文才”“談吐給捷”，等等。《后漢書》其他列傳中所載以創作議論文學而有名的士人，亦有不少善于議論的。王充、仲長統、崔寔、蔡邕、荀悅、延篤等，就是代表。王充、仲長統、崔寔分辨創作的《論衡》《昌言》《政論》，有共享空間很多書寫士人議論的篇章，同時他們又兼善議論。王充“好論說”，仲長統“每論說古今實時俗行事”，崔寔“指切時要，言辯而確”。再如建安時代的王粲“問無不合錯誤”“爭辯應機”，繁欽“以文才機辯，少得名于汝、潁”，蔡琰“博學有才辯”，曹植“善屬文……每進見難問，回聲而對”，等等。所以，建安詩人亦多集書寫議論文學的文才1對1教學和辯才于一身。
二是以議論著稱的士人，也多創作有議論文學的作品。史載東漢以“有人倫鑒識”“大好人倫”“知人”等不凡品鑒人物才幹著名于世的士人約40位，此中一些也創作有議論文學。如郭泰“有人倫鑒識……自著書一卷，論取士之本”；龐統“性大好人倫”，有《答時人問》。此外，此時議論學術的專家和議論治國之策的軍事盤算家，也創作了議論的作品。如議論經學的大師鄭玄，就著有《六藝論》《駁五經異義》《答臨碩難禮》等議論之作；議論治國之策的軍事盤算家荀攸、郭嘉，也分辨著有《論宜征袁譚袁尚》《論袁紹十敗曹操十勝》等議論的篇章。
三是還有一些既不以議論又不以文學為人稱道的士人，也有不少兼有議論與書寫議論文學的才幹。閻忠、張玄、徐防、劉陶等，就屬此類。他們的議論素養既無法與那時以議論著名的士人并論，文才也不克不及與同時期以創作著稱的士人比肩，但是也具有必定的議論與書寫議論文學的才幹。如閻忠的《說皇共享空間甫嵩》、張玄的《說張溫》等，從其言辭看，兩人知曉古今、明于治亂、洞悉兵機，言說有理有據、令人佩服，是兼有必定議論和書寫議論文學涵養的有才之士。徐防的《五經宜為章句1對1教學疏》，劉陶的《上疏陳事》《詣闕上書訟朱穆》《改鑄年夜錢議》等作品，也表現出了必定的議論和創作議論文學的才幹。這闡明東漢那些既不以議論又不以文學為人稱揚的士人，此中也有一些同時具有必定議論和創作議論文學素養的有識之士。
可見，東漢時代作為議論主體的士人和作為創作書寫議論文學主體的士人，在良多情形下是重合的，兩者存在著主體向度上的統一性。
三
東漢之前，士人議論及其文學書寫的內在的事務比擬純真。年齡戰國，士人頌《詩》引《詩》，重要把《詩》作為交際、宴集等場所的內在的事務，追蹤關心的是《詩》的倫理和政治交際效能；諸子之間的論難，也以議論本身治國理政的思惟為主。西漢時代，士人議論的內在的事務也多繚繞儒家思惟睜開，在察舉、征辟提拔人才軌制和士人的經術論辯中，都有典範表現。
東漢時代，士人議論的內在的事務獲得了很年夜拓展，重要集中在政治、人物、學術、文學等方面。此中政治議論，既有對在朝者治國理政、家世成分的評價，又有對外戚、太監專權的評斷，還有對東漢后期軍閥割據、全國政治情勢的評析；人物議論，對士人常識素養、品德操行、治國理政之能、運籌帷幄之策、舌粲蓮花之智、文學創作之才等，均有觸及；學術議論，衝破了西漢以今文經學為主的格式，不只兼及今古文經學，並且還對道家、法家等賜與了追蹤關心；文學議論，是這時代士人議論的亮點，包含作家作品、體裁、文學作風、文學價值等外容。同時，這時代還呈現了游談這一文娛性的議論。所以，東漢士人議論的內在的事務較前代確切豐盛了，觸及了社會生涯的方方面面。
東漢時代，士人創作的議論文學也獲得了豐富結果。這些作品，有以班彪《王命論》等為代表的議論汗青的史論，有以崔寔《政論》等為代表的指切時要的政論，有以王符《潛夫論》等為代表的刺世譏俗的諷論，有以魯丕《上疏論說經》等為代表的探討經學的術論，有以蔡邕《陳仲舉李元禮論》等為代表的評價人物的人論，有以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等為代表的批評文學的文論，有以邊韶《對嘲》等為代表的游戲性的戲論，其他還有議論刑禮、攻伐等方面的專論等，題材普遍。這闡明，東漢士人議論的內在的事務與士人創作的議論文學的內在的事務，存在著高度的分歧性，具有很高的聯繫關係度。
綜上所述，東漢時代士人議論作為一種文明運動，構成于和帝時代，成長風行于東漢中后期。士人創作的議論文學的大批呈現和繁華，也在東漢中后期。兩者不只在時光上存在著顯明的同步性，並且在主體和內在的事務上也彰顯出高度的統一性與分歧性。這是東漢士人議論及其文學書寫之間存在親密聯繫關係的典範表征，是從事兩者關系研討的出發點和要害地點，對周全深化東漢士人議論及其文學書寫互動研討具有主要價值。
（作者：張振龍，系廣州理工學院傳授）